提起韓國的歷史題材影視作品，尤其是那些敘事范圍超出朝鮮半島、涉及東亞別國的歷史題材作品，總是讓人很容易想起那些無視史實貽笑大方的經典——比如2006年的電視劇《淵蓋蘇文》，毛主席的《沁園春·雪》史無前例地穿越到了隋煬帝的屏風上；2008年的《神機箭》，朝鮮人民開發(fā)出了堪比火箭炮的奪命武器“神機箭”……這些都是小國寡民心態(tài)之下意淫的終極產物，與中國三流的網絡小說沒有什么區(qū)別。

即便是一些成功的商業(yè)片，甚至是在人物和思想上有一定深度的商業(yè)片，如《太極旗飄揚》、《鳴梁海戰(zhàn)》、《暗殺》，也常常出現些許歷史錯誤。更重要的一點是，這類作品常常用力過猛，煽情過度，情感壓倒了理智。觀眾激昂之余，很難從歷史中體會到什么。

這就讓2017年上映的韓國電影《南漢山城》顯得格外可貴。

《南漢山城》的故事圍繞1636-1637年歷時47天的朝鮮“丙子胡亂”展開。1627年后金皇太極已經入侵過一次朝鮮，史稱“丁卯胡亂”，朝鮮被迫與后金結盟，但實質上仍作為明朝的附屬國，支持明朝，與后金敵對。隨著后金與明朝矛盾加劇，后金迫切需要解決朝鮮問題。于是皇太極在1636年4月改元為清后，于12月再次出兵朝鮮。朝軍節(jié)節(jié)敗退，國王仁祖不得不從王都漢陽退守南漢山城。這便成了本片片名的由來。電影開頭將這段歷史背景以字幕的形式介紹出來，末了加上了一句似與歷史背景無關的話：

那年冬天大雪紛飛，寒冷無比。

于是，整段干巴巴的歷史，似乎因為這句話，一下子鮮活了起來。這句話也奠定了全片的基調，因為歷史早已劇透了本片的結局：朝鮮戰(zhàn)敗，斷絕與明關系、接受清朝冊封、送出質子赴清、按時向清朝貢。

“丙子胡亂”在今天朝鮮與韓國看來，無疑是一段屈辱史。就算韓國電影不把它拍成《神機箭》那樣的意淫片，把它拍成一部宣揚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的主旋律片，也是沒什么問題的。事實上，2011年電影《最終兵器：弓》就是這么做的，講述了“丙子胡亂”中一個普通朝鮮弓箭手與精銳清軍弓箭手展開的生死搏殺。

可是《南漢山城》偏偏沒有走這些路。它拒絕夾雜任何情感上的傾向或引導，只有歷史和基于歷史的演繹。它的宣傳海報，基本概括出了整個電影的風格，就是性冷淡。

電影的鏡頭色彩則讓我想起國產電影《大明劫》，灰蒙蒙的、冷凄凄的，像是蒙上了歷史的塵埃。里面的人物從不會像一些亞洲古裝劇里的偶像那樣光鮮亮麗，觀眾所能見到的就是不合身的軍裝、破損的盾牌、皸裂的皮膚。這大概就是所謂“歷史的質感”。

“歷史的質感”不僅體現在道具上，更體現在整部電影的主題上。《南漢山城》的主題在于對歷史的反思，在片中這種反思呈現出非常多元化和多層次的角度，主要可以分成三點：國際局勢、朝鮮體制和個人選擇。

大國政治下的小國悲劇

電影對于17世紀的朝鮮的國際地位有著很清醒的認識：它不過是明清東北亞地區(qū)霸權爭奪中的一顆棋子。隨著明清矛盾激化，朝鮮在兩方間周旋的余地也愈來愈小。電影將朝鮮在東北亞夾縫中艱難生存的狀態(tài)刻畫得淋漓盡致。

承認自己是棋子，其實也是需要勇氣的。

電影也毫不避諱明朝在朝鮮身上留下了濃重的文化烙印。朝鮮群臣奉明朝為上國、視滿清為蠻夷，言談間都是上國于“壬辰倭亂”中的再造之恩，即使身處重圍依然堅持在新年向北京方向獻禮。這樣的處理在今天去中華化為主流的韓國，實數清流。

電影亦沒有因為清朝是入侵者，就在形象上予以丑化。它難得地像理解自己一樣理解入侵者：在女真族崛起的數十年間，它由一股以劫掠為生的馬匪，迅速成長為一支足以問鼎中原的政治力量。在這個時刻，對已經建了國的清朝來說，戰(zhàn)爭開始從單純的搶掠，向其本質——政治的延續(xù)——過渡。清軍此番入侵，不是要進行對朝鮮肉體消滅，而是要朝鮮在精神上臣服，這不僅是免除自己對明戰(zhàn)爭的后顧之憂，更是全面取代明朝在亞洲朝貢體系中地位的第一步。所以在電影中，清軍非?？酥?，每當朝鮮求和，就停止進攻。面對朝鮮的連番抵抗，皇太極給朝鮮王仁祖的信中寫道：

就連你的愚鈍，也算我的無德。

這句話基本就是在說，子不教，父之過。就在朝鮮群臣口口聲聲蠻子不可信時，這位蠻子頭子居然已經以天朝上國自居，居高臨下地檢討起自己來了。時代的變化之快，永遠超過人類的認知。

作為中國人，很難想象一部韓國電影會以一種近乎亞洲以外的旁觀者的視角，如此冷靜地對待當年屈辱的自己，和造成這種屈辱的入侵者。事實上，《南漢山城》的重點不在屈辱，而在于強調在當時的大國政治下，小國悲劇是無可避免的。當小國自己看透了自己的命運時，作為大國的我們是不是反而生出了一些同情呢？

1637年正月，按照慣例，朝鮮王在南漢山城中向北京的大明皇帝獻上新年之禮，然而此刻大明皇帝并無暇東顧。于是君臣一行人戰(zhàn)戰(zhàn)兢兢地在清軍炮口之下舉行典禮，時不時誠惶誠恐地望向城外的敵人。

而城外的皇太極則大手一揮：

隨他們吧，他們也只是在做分內之事而已。

電影沒有表現的是，此時明崇禎皇帝正調集水師入朝作戰(zhàn)，只是援軍未到，仁祖已降。這件事直到1749年才為朝鮮君臣所知。朝鮮王英祖說：

試思崇禎時景象，清兵滿遼陽，流賊遍中原，然猶欲涉海出師，遠救屬國，中夜念此，不覺淚下。毅宗德意，無異神皇。

此時已是清乾隆年間，“丙子胡亂”已過百年余，昔日“蠻子”已是中原之主，并也即將重蹈前人覆轍。多少悲歡已成過往云煙，然而朝鮮半島的小國坎坷卻從未終結。

對朝鮮體制的自我批判

在非常清楚東北亞局勢和自身在其中角色的同時，電影對當時朝鮮自身存在的問題非常不留情面，這一點倒是與當前很多現實主義韓國電影是一樣的。

電影毫不猶豫地揭露了許多朝鮮大臣腐敗、無能、懦弱、搖擺的丑態(tài)：在戰(zhàn)與和之間搖擺不定，哪邊人多就跟哪邊；軍隊下山作戰(zhàn)時，將軍居然留在城內美其名曰“指揮”；不維護武器裝備，導致軍隊戰(zhàn)力低下；只管自己，不顧士兵和百姓死活。

所謂“親不親，階級分”，面對這樣的統(tǒng)治階級，士兵和百姓自然毫無忠誠可言，所謂的民族主義在階級矛盾面前不堪一擊。

河邊的漁夫，帶朝鮮王過河，結果什么都沒有得到；于是他決定留下來，跟著清軍碰碰運氣。

清軍中的朝鮮翻譯，面對自己身為朝鮮人為什么幫清軍的質問，冷漠地回答說：

我的父母是奴隸，所以我一出生就是個奴隸。在朝鮮，奴隸不是人，再也別說我是朝鮮人！

比起其他韓國電影中有些過頭的瘋狂自黑，本片的自黑可以說是以小見大、點到為止。

時代大潮下的個人抉擇

東北亞的地緣政治和朝鮮自身的腐敗脆弱，決定了這是一場不可能勝利的戰(zhàn)斗。面對這種大變局，朝鮮的士大夫們迫切地需要作出一個決定：和，還是戰(zhàn)。這個決定后面還隱含的一個決定是：生，還是死。

電影的故事主線圍繞歷史上真實存在的兩個人物，“主和派”吏曹判書崔鳴吉和“斥和派”禮曹判書金尚憲展開。他們也是電影一開場就先后出現的兩個人。而他們的登場，頗值得玩味。

最先出現的是一個孤獨的青衣背影，面對著一字兒排開無邊無際的女真鐵騎。

后來出現的是一個孤獨的白衣劍客，手起刀落，砍翻了帶仁祖過河后不愿隨行、還聲稱要給清軍帶路的漁翁。

前者是“主和派”的崔鳴吉，后者是“斥和派”的金尚憲。

值得玩味的地方在于，“主和派”通常被人認為是懦弱的，可是崔鳴吉卻敢只身闖敵營，展現出莫大的勇氣；而“斥和派”或者說“主戰(zhàn)派”通常被人認為是剛正的，可是金尚憲卻視百姓的性命如草芥。

這種矛盾貫穿了兩個人堅持自己政治主張的過程。電影對此也并未做任何評價，一切交由觀眾體會。

但是電影通過兩個人的差異，至少表達了兩個觀點：

第一個是，行為并非評判一個人的依據，而要看動機和結果。清軍入侵之時，朝鮮朝堂上，貪生怕死的主和者有之，跟風起哄的主戰(zhàn)者亦有之。但很少有崔鳴吉和金尚憲這樣的人，將個人生死與他人看法拋開一邊，只去為自己的信仰斗爭。

第二個是，兩個人的主張對立，根本上還是階級的對立。崔鳴吉相信的，是百姓不應遭受涂炭。為了百姓的姓名，王室可以不要尊嚴。他勸仁祖說：

請不要想和天下百姓一起死。

比起崔鳴吉的“不擇手段”，金尚憲可以說是“泥古不化”。他相信的，是王室尊嚴。為了尊嚴，上至國王，下至百姓，都可以以死明志。所以他可以一刀解決打算給清軍帶路的漁翁。然而就在他給自愿出城送信的人許諾王室賜予的榮耀時，送信的人卻冷淡地說：

我做這件事情并不是為了殿下。

由此金尚憲才明白，朝鮮的王室與人民，已經走上了兩條截然不同的道路，沒有雙全之法。迷茫中他知道需要革新，但卻痛苦地得不到答案。

兩個截然不同的人就此走上各種的路，而整個朝鮮也將迎來數百年未有的新命運。

結語

《南漢山城》并非完美。為了客觀、全面地展現“丙子之役”中的各方，電影時而瑣碎，時而冗長。但作為一部歷史電影，其歷史部分的高水準，在我看來可以彌補電影方面的不足。

不過比較可惜的是，就如同當年《大明劫》沒有在中國收獲多少票房一樣，《南漢山城》在韓國的票房表現也不過了了?！赌蠞h山城》中所表現的這種屈辱，與如今亞洲各國高漲的民族主義格格不入。

所以，我更加佩服《南漢山城》這種直面屈辱的勇氣；而且他們直面屈辱所用的武器，不是無腦狂熱的吼叫，而是冷靜客觀的思考。

世界上每個民族都喜歡自認“老子天下第一”，那么，如何巧妙而藝術地拍攝一部關于本國戰(zhàn)敗投降的電影？做這種吃力不討好的事還真需要技巧。

對于本國的黑暗歷史，通常影視作品的處理方式，一種是挖掘大敗局之中的個別勝利，比如韓國的《鳴梁海戰(zhàn)》、我國的《血戰(zhàn)臺兒莊》；第二種是竭力突出反抗精神，哪怕最后失敗了，至少是壯烈殉國，而不是忍辱偷生。比較典型的例子是林農導演上世紀六十年代拍攝的《甲午風云》，還有美國導演喬恩·阿維奈2001年拍的《華沙起義》。眾所周知，二戰(zhàn)時面對納粹有組織的屠戮，猶太人基本上馴服如綿羊，很配合地走進了集中營。正因為此，影片中在華沙那零星而決絕的抵抗就值得大書特書。

如果說上面兩種，尚屬于基于史實的合理戲劇化呈現，那么現實中我們看到的大多數關于外敵入侵的影視作品則純粹是一種惡搞風格的空想?。和ㄟ^白癡化、弱智化敵人的外表和言行來達到自嗨式的精神勝利。比如歐洲在戰(zhàn)后對第三帝國元首各種惡意滿滿的丑化，全然不顧當初德軍是怎樣閃電般橫掃歐洲大陸，各國又是如何抵抗不及先后納降的。再比如，中韓兩國貢獻了眾多極富魔幻色彩的抗日神劇，以彌補昔日未能在正面戰(zhàn)場大獲全勝、痛扁倭寇的遺憾，轉而便創(chuàng)造性地、以荒誕劇的形式在影視作品中完成假想敵的消滅。

在這種情況下，看到黃東赫導演的新作《南漢山城》，突然就感嘆不已。不回避敵人的強大，不丑化對手的面目，不吹噓自己有蓋世神功，冷靜呈現所有做過的努力和堅守，也敢于直面曾經屈膝下跪的恥辱，并且正視國家在“或戰(zhàn)或和”的痛苦抉擇中遭受的兩難處境。

在那座漫天飛雪的南漢山城，朝鮮君臣度過了史上最寒冷的47天，最終開城投降。曾經拍過《奇怪的她》、《熔爐》這些佳作的黃東赫以嚴謹工整的風范完成了這部蒼涼悲壯的歷史正劇。影片油畫一般的光影效果，精致細膩的服化道、主角們出眾過人的演技，加上劇中清軍全程使用滿語對白，種種考究讓影片展現出厚重的史詩感，成為2017年韓影中當之無愧的最佳作品。

站著死，還是跪著生？這是東方式的哈姆雷特命題。從現實來看，后者肯定占了主流；但彪炳史冊的，永遠是那些戰(zhàn)斗到最后一息、舍生取義的人。

《南漢山城》的背景，是1636年底至1637年初的“丙子胡亂”，滿清在入關之前，先行出兵打擊了大明最忠誠的屬國——朝鮮。多年受大明恩典、擁儒家文化為正統(tǒng)的朝鮮一直奉大明為宗主國，蔑稱滿人為“胡虜”、“蠻夷”。1636年這一年，皇太極稱帝，改后金國號為“大清”。消息傳來，朝鮮國內嘩然，仁祖拒不見大清使團，也不接受國書，皇太極的登基大典，朝鮮使臣拒不下拜。凡此種種，激怒了滿清，兩國積怨爆發(fā)，清兵大軍壓境，只用了不到半個月就從鴨綠江邊打到朝鮮京城。仁祖?zhèn)}皇出逃，率文武百官退守南漢山城。

影片的故事就從這里開始。清軍將山城團團圍住，時間一天天過去，凜冬已至，城內彈盡糧絕，戰(zhàn)馬都殺了填肚子，內外消息不通，援軍苦等不至，活路幾乎都已斷絕，生的希望越來越渺茫。就在這個時候，朝鮮君臣等來了御駕親征的皇太極和一封招降書。

是戰(zhàn)，還是和？何去何從？

在國家命運的十字路口，主張議和的吏曹判書（相當于天朝的吏部尚書）崔鳴吉與主張死戰(zhàn)到底的禮判（禮部尚書）洪尚憲開始了針鋒相對的爭論。金尚憲慷慨激昂地質問：“將士仍在抵抗，忍受著饑餓努力守城，還有一線生機，為什么要先跪地求饒？”他的話大義凜然，幾乎不容反駁。可大義是什么？是殉國、是成仁？翻開史書，“不當亡國奴”這個看似正確的價值觀背后常常是淋漓的鮮血。

金尚憲之前，有唐代名臣張巡。在“安史之亂”中為了保衛(wèi)睢陽城，張巡咬碎了滿口鋼牙，在糧草斷絕的情況下先殺了自己的愛妾給將士充饑，接著又食城中幾萬名老弱婦孺，到最后城破時，全城僅四百余人幸存。至今在河南商丘古城外，仍有規(guī)模雄偉的張巡祠。金尚憲之后，有明末抗清名將史可法。他在揚州拒絕了多爾袞的一再勸降，與城共亡，整座城池隨后遭到清軍十日不封刀的屠掠。

是生，還是死？在存亡的關頭，仁祖遲疑了。

影片中，金尚憲和崔鳴吉當著仁祖的面有一場唇槍舌劍的激烈辯論：

金（對仁祖）：您要跪在可汗面前嗎？如果讓您跪下倒酒，您也要照做嗎？

崔：弱者為了活下來，沒有不能做的事情。

金（依然對仁祖）：鳴吉說的，就是您活著要走的路嗎？

崔：尚憲說的很正確，但那只是話，他認為話語重于生命。

金：鳴吉所說的活，即是死。微臣愿意死得輕于鴻毛，支撐比死還要沉重的生命！

崔：死并不輕于鴻毛，尚憲所說的死是無法支撐性命的！

金（霍然站起）：一個國家的君王，在面對蠻夷的時候，應該接受光明正大的死！怎可在全天下的百姓面前恥辱的乞求活命？！微臣無法旁觀，再侍奉這樣的君王，請在此砍了微臣的腦袋！

崔：到底什么是國君？！就算在蠻夷的腳下，只要能為了自己國家的百姓創(chuàng)造活路，才是微臣和百姓從心底跟從的國君。請殿下忍受，這份恥辱！

在東亞文化語境中，歷來視求和為奇恥大辱。歷史不提供第二種價值標準，人們沒有機會聽見秦檜為自己辯護，只看到他反剪雙手跪在岳武穆面前任人唾罵。從此白紙黑字，蓋棺定論。所以，呈現這樣一段“大逆不道”的爭執(zhí)，是令人欽佩的勇氣。金允石和李秉憲兩位影帝強強聯(lián)手，以精湛的演技再現了朝鮮歷史上兩位立場相對卻都剛烈不阿的忠臣?？v觀全片，兩人的一言一行都從容有度，持重端莊，舉手投足處處體現了儒家文化長期熏陶之下，一位朝廷重臣所應有氣度和風范。這場辯論戲，盡管語氣強烈，兩人的情緒卻始終收斂克制，面部微表情控制精到，僅憑含淚的雙目透露出內心的波瀾，幾乎靠著眼神演活了人物。

影片結尾，朝鮮君臣出城納降，仁祖身著臣子的服飾在皇太極帳下三拜九叩，崔鳴吉跪在身后，渾身顫抖，淚如雨下；城內，寧死不降的金尚憲毅然殉節(jié)，寶劍刺入身軀，一顆淚珠滑落臉龐。歷史車輪無聲而殘酷地前行，每個人都走了自己選擇的路，但每一步都浸透著悲涼。

如果說金尚憲是民族英雄，那么處在他對立面的崔鳴吉自然就是聲名狼藉的逆賊，然而，《南漢山城》卻花大量篇幅刻畫了他作為忠臣的形象。弱國無外交，但在山城被圍的47天中，崔鳴吉為了求和卻四次出使清營，每一次都充滿了兇險：不光要面對清兵射來的箭雨、被清將龍骨大用弩機抵在腦門上受死亡威脅，更要領受各種言辭上的羞辱。然而他均臨危不亂，不辱使命。只可惜每次歸來，迎接他的都是身邊同僚的非難和斥責，稱他喪權辱國，有失體統(tǒng)。最后降書的起草，也責無旁貸的落在了他身上。

天色微明，油燈燃盡，一夜未眠的崔鳴吉放下手中的筆，清楚地知道，由自己起草的這封降書一旦送出去，自己就成了千古罪人。然而，是否能夠就此換來黎民蒼生活下去的曙光？

清軍總攻的最后時刻即將來臨，朝堂階下，群臣全身縞素，齊刷刷跪地高喊：“崔鳴吉的國書是把整個宗祠獻給敵人的逆賊之書！殿下，請馬上把它燒掉，砍下逆賊崔鳴吉的腦袋！”朝堂之上，匍匐于王座前的崔鳴吉依然苦苦進諫：“微臣寫的不是信，而是路，是殿下需要踩著走的路。殿下，請不要和天下百姓一起死！就算明天砍了微臣的頭，也請今天把降書送出去?！?/p>

此時他心中的苦痛，恐怕只有260年后的李鴻章才能體會。

1900年，曾經所向披靡的滿清也走到了風雨飄搖的路口，八國聯(lián)軍抵達京城郊外，太后和皇帝匆忙外逃。臨走，不忘給兩廣總督李鴻章發(fā)了一紙任命：封李鴻章為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作為全權大臣負責與各國交涉。此時的李鴻章已78歲高齡，部下和親屬力勸年邁的中堂大人以《馬關條約》為戒，不要再上京當替罪羊。可放眼天下，再也找不出第二人能與外敵周旋，北京的爛攤子總要有人收拾，李鴻章心力交瘁，一邊咳血，一邊與洋人周旋了近一年，在病榻之上指揮下屬把損失降到最低：賠款數從10億兩白銀降到4億5千萬兩，分39年還清，年息4厘。這個數字是對4.5億中國人而定的，“人均一兩，以示侮辱”。這就是《辛丑條約》。

李鴻章接受了這份侮辱，收獲了國人的一片聲討：“賣國者秦檜，誤國者李鴻章！”這也是他最后一次聽到這樣的罵聲——條約簽署之后沒多久，這位晚清名臣就溘然長逝，留下“秋風寶劍孤臣淚，落日旌旗大將壇”的臨終詩句。

《南漢山城》的另一貢獻，是除了刻畫“和”、“戰(zhàn)”兩派的對立之外，還還原了夾在兩者之間、首鼠兩端的群臣。他們是歷史上面目模糊的一群人，是史書中的失語者，卻是真正的大多數，比如影片中領議政兼都體察使金鎏。

金鎏當然也有立場，就是永遠站在“對”的一方，說正確的話、做正確的事，不留下一絲話柄。鑒于任何關于議和的言辭都會給自己的品德增加污點，所以他自然是站在主戰(zhàn)的一方，直至后來在他的指揮下，朝鮮軍打出“自損三百，傷敵兩人”的敗仗，最后的責任卻被他降到出征將領的身上。從起初強拆農民的草房給士兵御寒，到后來拿走士兵的草墊去喂馬，再到最后殺了戰(zhàn)馬給士兵充饑，金鎏做出的每一個決策都在打自己的臉，卻無一不被他冠以堂皇的理由。然而金鎏并非不愛國，在被迫隨崔鳴吉出使清營的時候，他也試圖維護國家的體面和尊嚴，可是來自文明之國的莫名優(yōu)越感，讓這位飽讀詩書的文臣不屑于俯身和“蠻夷”平起平坐，哪怕對方已經兵臨城下。而這樣的姿態(tài)是我們所熟悉的，200年后，滿清的大臣們也用同樣的眼光看待遠道而來的西方列強，無視對手的強大，拒絕放下自己的身段。

國家風雨飄搖之際，仁祖在大殿上茫然四顧，發(fā)現滿朝文武俱是嘴上仁義道德，行動卻畏畏縮縮之輩，只知跟風隨大流，而不堪擔當重任，禁不住內心惶恐。其實這種局面恰是一個王朝的常態(tài)，現實中沒有那么多的忠臣、奸臣，是無數平庸之人構成了歷史的底色。

關于道義、榮辱、名分、尊嚴，《南漢山城》還提供了另一個維度上的視角，那就是城中的百姓。渡口的今天為皇帝帶路，明天為清兵帶路，只要有人肯給他一碗小米；冒死出城送信的鐵匠其實最關心戰(zhàn)爭什么時候能結束，這樣開春就可以播種。對升斗小民來說，士大夫們爭得頭破血流的復雜難題并不存在，人民關心的只是自己的肚子。

《南漢山城》139分鐘的篇幅，人物塑造上，從戰(zhàn)派、和派到騎墻派，從皇帝、士卒到百姓，包括出場不多的清軍一方，從皇太極、龍骨大再到翻譯官，幾乎每個人的形象都立得起來，站得住腳。激烈殘酷的戰(zhàn)爭場景和明爭暗斗的宮廷斗爭，其中還摻雜了金尚憲和渡口老人的孫女之間的忘年情誼，各種層面上的立場交鋒和觀念碰撞，構成了內涵豐富的影像讀本，再現了歷史的多元和復雜。

私利與公義的扭打

之前就發(fā)現韓國的歷史片有獨到之處，尤其像之前的《鳴梁海戰(zhàn)》《思悼》等給人印象深刻，而《南漢山城》一出，感覺不僅是韓國歷史片的新高度，也是世界歷史片的新高度。

電影難得之處在于直面歷史，我們很多觀眾一看韓國歷史片，尤其是涉及清王朝的，都會來句“我大清”，好像自己姓愛新覺羅、鈕鈷祿一樣。這樣，在心態(tài)上就輸了。

簡單地說，故事的背景是：17世紀初，圍繞著東北亞地區(qū)的霸權，與明國對立的女真族改國號為清，并要求朝鮮成為其屬國。朝鮮秉持民族自尊心和與明國之間的邦交義氣奮力抵抗。1636年12月14日，清國大軍越過鴨綠江，攻向首都。仁祖和其大臣們南下江華島的路被阻，因此逃至南漢山城。當然，朝鮮是經不起清軍的攻擊，最終朝鮮國王出城投降。也就是說，韓國人這次講述的是一段屈辱的歷史。

其實無論直面恐懼或者直面恥辱，人都會更加的理性，更加的警醒。這部電影，我覺得可以作為廣泛思想教育的素材，也可以成為愛子愛女的私家教材。因為對于國民而言，大到治國安邦，小到炒股買賣，都可以從中獲得安身立命的教訓。

因為直面歷史，直面恥辱，所以電影展現了很多“患難真理”，相當富有啟發(fā)性。

朝鮮為什么不一開始就投降？

很明顯，正如影片所言“民族自尊心”還有“與明國的邦交義氣”。正如日本歷史上政客處理“黑船來航”（美國的海軍進入其港口，逼迫其通商開放）一樣，先擺出作戰(zhàn)的準備再說，如果只是一味見到強大的敵人就投降，那么就會讓民眾對民族失去信仰，對國家失去信心，也會讓國家政府對世界失去信用。所謂民無信不立（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所以，一開始以和談為名出使清軍大營，實際窺探清軍強弱虛實的吏曹判書（簡稱吏判，我理解應與吏部尚書相當，因朝鮮為明朝屬國，而降低一級稱呼）崔鳴吉，發(fā)現沒有勝算：清軍糧草充沛，兵強馬壯，十倍于己。所以一早就提出投降。畢竟此時，被困山城，又逢寒冬，不僅糧草短缺，而且缺乏御寒的衣物，兵器也殘舊。而且之前也做過抵抗，不算是不戰(zhàn)而敗。但是崔一提出，就遭遇了其他大臣的反對，甚至有人主張要拿他的人頭懸掛在墻上，穩(wěn)定軍心民心。

為什么忠臣良將俱在，卻無法絕境反生？

處于優(yōu)勢，只需要謹慎，大致不會有岔子；但是處于敗局，弱勢，就好像看到自己手里的股票不斷下跌，指數也在下跌。心里慌張，精神緊張，雖然有很多選擇，但是似乎每一個選擇都可能指向毀滅或者生機，不知道該怎么辦才是“對的”！的確，人類本身并無法控制“偶然性”，不到最后一刻，誰也無法判定誰輸誰贏。

朝鮮君臣陷入了一個困境，在這個困境中，似乎看不到一個“奸臣”（回頭我們可以拿這個去反思、檢驗中國歷史），每個人都是殫精竭力，忠君愛國；不論是主戰(zhàn)派還是主和派。片中，主和派崔鳴吉的思路是對的，百姓有生機，國家有生機才重要。主戰(zhàn)派的思路也是對的，就算要死，也絕對不是蠻夷的腳下。而且，主戰(zhàn)派的戰(zhàn)略和決策其實也沒有“錯”：一、雖然敵我懸殊，但是山城易守難攻，敵人也受苦寒影響；二、發(fā)現敵人虛弱的位置，準備突襲，向勤王軍隊表決心；三、發(fā)布檄文給勤王軍隊，里應外合，突破重圍。但是，最終還是失敗了，為什么？

關鍵是“大勢已去”？不是，歷史上并不缺乏絕地反攻，并不缺乏以弱勝強，更不缺乏抵御外侮的勝利。關鍵其實是“私利與公義的扭打”。比如說，朝鮮國王，他的利益難道就和國家捆綁？不是的，即使是一國之君。他在意的更多是“王位世襲”，他怕死，也不愿意送兒子去做人質換取和談。至于大臣，領相（對應首相，宰相）也是忠心愛國，身先士卒。但是他也有“私利”，他堅持貴族的待遇，堅持貴族的尊嚴，更堅持傳統(tǒng)的禮節(jié)，所以不愿意捐獻出衣物給守城的士兵，所以即便突襲也要鳴鼓而出兵。在國王宣布投降之后，禮判金尚憲最后以死表誠，更是忠心耿耿，但是他也有“私利”，就是自己的名節(jié)。即便是從頭到尾，我看不出有“私利”的崔鳴吉，正如他自己所言“臣以后便是萬古逆賊”，是他草擬的投降書（本來該有禮判金尚憲寫，但是金拒絕），是他堅持的和談投降，所以他就像李鴻章之于中國歷史一樣，難逃“賣國賊”之名。連名節(jié)都放棄，只有像司馬遷那種使命感十足的人才能做到。我們看不到他的“私利”，那畢竟也是放在現在來看，是他保留了朝鮮的生機血脈。放在歷史上來看，真實的他，也完全可能是為了自己妻兒老小，自己的富貴榮華。更不要說那些勤王的軍隊，掌握救援大軍的都元帥，竟然畏懼敵人，逡巡不前，接到檄文（表現君王抗戰(zhàn)決心，命令出擊的文書），居然想出“殺了送信使者，當做沒有收到檄文就好”的辦法。與國家同命運的國家統(tǒng)治者、朝廷重臣尚且如此，可見，即便在危難關頭，個人的存亡興衰與國家的存亡興衰始終是不一致的。追根到底，私利與公義在扭打，終究兩敗俱傷。

而所謂的“不一致”，關鍵是統(tǒng)治集團與百姓的利益本來就不一致。一開始，金尚憲要追上國王，靠一個老人帶著過冰路。他問老人：清軍很快就要來了，你為何沒有隨御駕一起走。帶路的老人回答：雖然他們生性野蠻，但總不至于和糟老頭一般見識吧。小人熟悉這冰路，等清軍來了，就給他們帶路，換取些糧食吃。金又問：你可是朝鮮的百姓，為何昨天幫國君，明天又幫清軍？老人回答：小人昨天幫御駕渡河，卻連一碗小米都沒拿到！金轉身就把老人殺了，沒錯，他很理性，很識大局。但是我們可以看到這一問題。后來，金讓鐵匠徐利鐵替君王送檄文給勤王軍，一開始就許諾：主上殿下，會給你大大地賞賜。徐卻冷靜地說：我做這件事情并不是為了主上殿下，殿下和士大夫是獻上城池還是獻上性命，都與我無關。像我這樣的人，只要在夏天播種子，秋天有收成，冬天不餓肚子，我們的愿望只是如此而已。更不要說，領相出使清軍大營，指責那個為清軍翻譯的朝鮮人：鄭大人，我聽說你祖上也是朝鮮人。結果對方反詰：你怎么能這么說呢？領相，我的父母是奴隸，所以我一出生就是個奴隸，在朝鮮，奴隸可不是人?。≡僖矂e說我是朝鮮人。

所以，崔鳴吉和金尚憲在困境中，在山城里都琢磨透了：新的路，那是百姓的路還是國君的路？百姓和國君一起走的路，為百姓而走的新的活路……只有在除舊革新之后才能有，你也是，我也是，我們所擁立的國君也是，這就是我在城中所領悟到的。國家利益捆綁的其實是百姓，但是朝鮮君臣卻始終忽略了百姓。如果百姓不被當作奴隸，他們絕對不會背叛，因為國家滅亡，他們連磕頭作揖當奴隸的機會都沒有。當然，要實現新的路，就得改革。

要放開私利與公義的扭打，只能借力百姓。

究竟崔和金兩人領悟出來的道理從何而來？

我們可以看到，片中最應該被稱為歷史罪人的，不是崔鳴吉，而是領相。明明守軍無法御寒，連武器都拿不起來，身體沒有能量如何抗敵殺敵？而他的觀點是：收集宗親和士大夫們的衣服，有損體統(tǒng)，王室和士大夫若失去威嚴，在這寒冷而孤獨的城里百姓將失去依靠。沒有軍隊保護，國家就完蛋了，還說這樣的昏話，可想而知。作為軍事指揮，他更是“不懂裝懂，食古不化”。將領提醒他清軍悄寂，得先派人查探虛實，風大得等待時機。他居然說：今天可是巫婆算出來的必勝吉日。還敲鼓進軍。前軍中了埋伏，被突襲，毫無生機，他居然還要把剩余的軍隊全部撒出去送死。過后，還把罪責推到領軍將領上，導致他們一人受杖責，一人被砍頭?；栌篃o能不可怕，關鍵是食古不化，成為歷史的絆腳石。

相比之下，金尚憲懂得聽取鐵匠的意見：修改槍筒，提高攻擊力；發(fā)送草袋，讓守城將士保溫。甚至最后還對鐵匠委以重任，讓他突出重圍，去給勤王軍隊發(fā)送檄文。因為他聽懂了關鍵，誰更有能耐，誰更聰明。肉食者鄙，統(tǒng)治者總是忽略了百姓的智慧；百姓的智慧都是被逼出來的，是九死一生總結出來的，能一樣嗎？相反領相，不懂軍事，卻不聽取軍事統(tǒng)領的意見，肯定只能起到反作用，越盡忠職守，越禍國殃民。

經此一事后，朝鮮君臣是否反生變革，我們不清楚，也無需過問，這畢竟是歷史。但是影片所展示的目的和主題很明確：處于劣勢，要圖存求生。改革要與民同心同利，發(fā)掘新生智慧和力量。這對于我們而言，也應該深有啟發(fā)。

此外，影片展示的大量政治哲學，可以讓我們看到中國儒家思想的精髓，比如片中“民無信不立”“名義之辯”（片中被翻譯為大義和名分，其實應該直接翻譯“名”“義”）。17.11.10

《南漢山城》是一部記錄恥辱的戰(zhàn)爭片，卻把朝鮮的恥辱拍得大義凜然。故事有不符合史實之處，固然有影片方的立場原因，同時也正是這些處理，使得觀眾得以更好地思考生與死的問題。如果在電影中那種理想化的情況下都不能很好地解答這個問題，那么在更加復雜的現實中，應該是確乎無解了。 電影中線條很多，可以是每個人物都能作為一條線索，代表一種人生。開篇的領路人，他的孫女娜露，守城將領李時白，鐵匠與七?！斨凶钪饕漠斎皇谴廾骷c金尚憲。在這兩人之中，金尚憲是表現得更加立體，也更加突破傳統(tǒng)主戰(zhàn)形象的人物。兩人都不是一味站在朝堂與國君的立場上主戰(zhàn)或主降，在對社稷的思考中加入了百姓的未來，這就使得兩人的主張都變得沉重起來了。然而，主戰(zhàn)的金尚憲沒想到，相較于他所說的尊嚴，百姓們更關心的是自己的小小生活，是夏播與秋收；主和的崔明吉想必也沒有想到仁祖下跪投降時的那份屈辱，從未流淚的自己也會哭泣不已，而在幾百年后，大清不復，韓國會拍這樣一部電影，重現當年的景象。 利鐵是其中不大不小的一個角色，卻有許多令人深思的寓意。他為了送檄文，逃出了清軍的層層圍追堵截，卻幾乎死在了自己的援軍手中，因為都元帥有自己的考慮，不希望為救仁祖而冒此大險，卻又受制于自己為將者須聽君命的一點仁義，因此選擇“沒有收到檄文”。利鐵放過了軍士，導演卻沒有像其他影視作品中的那樣，接下來是以德報德還他恩情，卻是再次被軍士的弓箭所指。最后呢，清軍跟隨軍士找到了都元帥的營地，全營被滅，而都元帥，正是朝鮮王苦苦等待的援軍。在這樣的糾纏與巧合中，仁祖仿佛被命運所捉弄，實際上卻是被自己、被自己的官員所捉弄，以至于最終不得不選擇出城投降。 在出城時，崔明吉說“殿下，從這里開始不能騎馬了?！币簿皖A示著，之前是朝鮮王的他，即將成為滿清的臣子，馬后是曾經，馬前是未來，曾經是仁義尊嚴，未來是屈辱難料。投降時一邊是仁祖對皇太極行三拜九叩之禮，沉重的呼吸清晰可聞，一邊是金尚憲舉刀自刎，汨汨的鮮血在地上流淌。導演將兩者的行為緩慢而又詳細地表現出來，或許是有意引導觀眾思考二人所說的生與死之路。 總而言之，這部電影只是記述了歷史中小小的一個片段，所反映的、思考的卻是貫穿所有歷史的問題，生死之路，當夾雜了人的尊嚴時就變得錯綜復雜。就拍攝手法而言，南漢山城也是無可指摘，對于戰(zhàn)爭場面采取直視，又有意將觀眾拉離故事，使之跳出故事本身進行思考，是最好的地方。金尚憲殺老者時的遠鏡頭與他自殺時的背影、死后的特寫……這些遠近變換的鏡頭，恰到好處、不即不離的配樂，還有整部片子中單一的黑白色調（最后春天來臨時的色彩鮮亮起來，既是色彩對比，也是呼應金尚憲對娜露所說過的話），考究的朝鮮服飾和滿清金錢鼠尾辮，這些細節(jié)對于我這樣一個注重歷史微塵的人來說很重要，恰恰也是吸引我過了這么久也來看這部電影的緣起。 最后，蒲公英開了，船也系好了，娜露與金尚憲的約定卻永遠留在了丙子胡亂的冬天里。 記錄一些小片段： ：小人熟悉這冰路，等清軍來了，就給他們帶路，換取些糧食吃。 ：你可是朝鮮的百姓，為何昨天幫國君，明天又幫清軍？ ：小人昨天幫御駕渡河，卻連一碗小米都沒拿到。 傳令兵的頭被無知的兵士砍下，只為了一頓飯的賞賜，于是自己士兵的頭顱和敵軍將領的掛在了一起。 ：朝中的大事，怎能交給卑賤的鐵匠呢？ ：現在國家處于危機之中，哪有什么貴賤？ ：吃喝玩樂，打人關押的時候，都是有貴賤的?？隙ㄓ腥吮任腋线m。 ：如果你能送完這個檄文之后，安然無恙地回來，主上殿下會給你大大的賞賜。 ：我做這件事并不是為了主上殿下，殿下和士大夫是獻上城池還是獻上性命都與我無關。像我這樣的人，只要在夏天播種子，秋天有收成，冬天不餓肚子，我們的愿望只是如此而已。 ：微臣愿意死的輕于鴻毛，支撐比死還要重的生命。 ：死并不輕于鴻毛，殿下。尚憲所說的死，是無法支撐性命的。 ：鳴吉無法分辨生和死，是將生死混為一談，將生變成了恥辱。 ：無法忍受恥辱，但可以忍受死亡，殿下，請不要想和天下百姓一起死。 ：一個國家的君王，在面對蠻夷的時候，應該接受的是正大光明的死，怎可在全天下的百姓面前恥辱地乞求活命！臣無法旁觀，侍奉這樣的君王。請在此地砍了微臣的腦袋。 ：到底什么是國君？就算在蠻夷的腳下，只要能為了自己國家的百姓創(chuàng)造活路，才是微臣和百姓的從心底跟從的國君。請先砍了微臣的腦袋，請殿下忍受……這份恥辱。

韓國電影題材中自黑已不算是新鮮事，黑政府，黑警察，黑檢察官，看不慣的事，韓國導演都能拍出一段黑歷史來，曾拍出過《熔爐》的導演黃東赫這次真的拍出了一部自黑韓國歷史的《南漢山城》，背景是1636年的丙子戰(zhàn)爭，在韓國稱為“丙子胡亂”，以儒家文化正統(tǒng)自居的朝鮮人稱呼蒙古和滿人為“胡人”，以至于日治朝鮮時期燒餅都被稱為“胡餅”，正是當年滿人入侵朝鮮時帶去的食物，后被朝鮮人學會販賣時便稱為胡餅，電影《詞典》有提到過。這段故事的起因是1627年曾爆發(fā)丁卯胡亂，后金政權曾與朝鮮定下盟約，稱“后金為兄國、朝鮮為弟國”， 1628年，皇太極計劃進攻明朝，向朝鮮征調兵船。朝鮮仁祖故意拖延三日后才接見后金的使臣，并對他說：“明國猶吾父也。助人攻吾父之國，可乎？船殆不可藉也?！被侍珮O聞聽后大怒， 1636年稱帝后不久，因不滿朝鮮在結盟后但仍舊保持著與明朝的關系，率領數萬清軍攻打朝鮮，逼迫其稱臣。十二天后便抵達朝鮮京城漢陽城下，朝鮮仁祖出走南漢山城避難。翌年正月三十日，在南漢山城被清兵圍困47天后，仁祖著青衣在三田渡向努爾哈赤稱臣，行三跪九叩之禮。韓國人將此次事件看作國恥，稱之為“三田渡之屈辱”。我要說的是，就是這奇恥大辱，韓國導演居然可以拍出來，而且還對史實一一還原，導演要還原朝鮮大臣們稱之為蠻夷的侵略者，要還原朝鮮朝廷內部主戰(zhàn)主和的爭執(zhí)，要還原當時朝鮮士兵的懦弱，要還原仁祖愛國憂民忍辱負重的勇氣。甚至導演還原了女真人的對白是用滿語。這部電影的累計觀影人數達到384萬人，這個數字是韓國總人口的1/13，可見其影響力之大，一部反映國恥的影片卻票房飄紅，在中國簡直不可思議，這類題材是中國影人的禁區(qū)，而且毫無票房而言，但為什么韓國電影可以獲得如此成功，想必和其寬松的電影環(huán)境和開放的歷史觀決定的，屈辱史也是歷史的一部分，無法回避，更不應該刻意掩蓋。我國的近代史充滿了屈辱與不平等，貌似只有《火燒圓明園》和謝晉的《鴉片戰(zhàn)爭》，之后再無新作而言。這類作品放在當下是與“兩個一百年”；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和《厲害了，我的國》相悖的。在這一點上韓國影人更加勇敢，韓國的觀眾也更加理性。 大連和旅順是中國近代史的重要一環(huán)，作為租借地的旅大兩地，保留了大量日俄時期的建筑和當年殖民者城市規(guī)劃的痕跡，1899這個年份正是俄國沙皇頒布敕令宣布建立達里尼港，并以港建市的年份，正是大連城市的開端。大連誕生于沙俄殖民者的母腹，成長與日本殖民者的搖籃，侵略者在城市留下的印記猶如嬰兒誕生時帶來的胎記無法抹去，但這并不影響1945年光復后，大連以獨特的姿態(tài)在新中國“長大成人”。大連的城市和市民身上有著獨特的性格與文化，這與它的“童年經歷”不無關系，而如今的官員在宣傳大連時對待大連的“出身”問題，試圖回避，甚至希望被外界所遺忘，這是何等狹隘的歷史觀。 說回到電影，如今滿人已不是中國的主宰，曾經的滿洲已不復存在，滿語只存在于故宮的匾額之上，滿族人已無法從自身上找到任何民族印記，而韓國自明亡后以儒家正統(tǒng)自居，雖屈尊為王，但韓國文化之精髓從未間斷，薪火相傳，現在已融入到韓民族的血液之中，在韓國社會至今仍可以找到這種影子，而多數時候，經歷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我們對其早已嗤之以鼻。如今我們又主張重視傳統(tǒng)文化，韓國這個當年與中國父子相稱的國家，儼然已是我們最好的老師，文化上我們向韓國可以學習的東西有很多，從這一點看，仁祖那一跪，真可謂大丈夫，用最小的代價換來了民族文化火種得以保留。這并非恥辱，只不過是在地緣政治之中尋求的一種生存之道罷了。 影片的始末有兩句話首尾呼應：“那年冬天大雪紛飛，寒冷無比”；“那年春天，蒲公英再次開花了”…

7.8分。這場戰(zhàn)爭從開始就注定失敗，中間掙扎了一下還是失敗了。題材有限，導演發(fā)揮不出來，一直在拖劇情。一個本來就注定結果的故事，劇情太拖沓，不過導演很用心的去拍。演技沒得說。140分鐘太長了，這個故事本來就沒什么觀賞性，看起來很燜，如果不超115分鐘左右我會給8.0分。 雖然沒有拿影帝，但所有人的表演都可以堪稱古裝劇教科書級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