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接觸這類的戲劇，看是中國版的，小劇場演出，主要使用語言的表現力。很考驗演員。

印象深的除了深刻嚴肅的主題，再有就是情節(jié)的安排。反復反復的去說明一個情節(jié)，通過對方和自我兩種角度，細致的反映每個人的處境和立場。這應該是這類戲劇想要使用的所謂“離間手法”的目的，多角度多角色的展現一個主題和人物。這種反復在深刻主題的籠罩下，并沒有顯得羅嗦，反而一層一層每每揭示出一些新鮮和出人意料的理解。并且編劇也善于使用懸念，在不斷顛覆觀者所得出結論的同時，讓情節(jié)完美的契合，于情于理都能夠說服人，的確是匠心獨運。

往往中國的話劇，能涉獵到的最深刻的主題，往往是民族感情、社會民生。但是揭示關乎人類，關乎沒有國家界限，沒有文化差異的人本身的思考和討論，卻甚少。想到戰(zhàn)爭，往往中國人總是把自己放在受害者的角度上去考慮和歸置感情，所以說，還缺少一些廣大和普世的東西在。愛國主義和人道主義之間的沖突是這部戲劇的中心。每個人，都不是孤立的，我們都屬于某個家庭，屬于某個國家，屬于某個民族。而人是不能沒有感情的，人之為人而不是機器，有回憶經歷存在，是有感恩之心存在。我們的感情自然而然的歸屬于一個集體。所以愛國主義一直并強烈的存在著。人道主義近乎人的本能，人生來就有著同情憐憫的能力，能夠想他人之所想，能夠相互理解，并產生共鳴。

有趣的是，戰(zhàn)爭把人放置在一個尷尬的境地。使得著兩種偉大正當的主義，出現了沖突和矛盾。想要保護自己的國家，也不想幫助自己的國家傷害別國的人民。讓那些頭戴光環(huán)受到無限崇敬的科學家們，左右為難?？茖W與人類，是一個經久不衰的話題。人為什么要做研究，除了成就自己的聰明才智，更重要的是科學的最終目的，造福還是摧毀。這其中，有關“核武器”的震撼力沖擊力，仍然讓我們這些已經了解這段歷史的人被深深的觸動。戲劇中間，插播的那些核爆炸時造成的毀滅性的景象，更加深刻的詮釋了人物的感情和矛盾，非常有感染力。

據說原劇本有四萬余字，戲劇畢竟有感官接受的限制，刪減了很多，有些可惜。向原劇作者，一位思考著人類共同思考的問題的人致敬。

“A lot of people think the play is about moral questions, about whether scientists should work on weapons. And of course, moral questions do come into it. Before we can make any judgments of anyone, we have to understand why they are doing what they do. You can’t make judgment about anyone unless you have some knowledge of their intentions.”

Michael Frayn 在一開始如是說。作為一個從事過核物理科研工作的人，即便我在事實上已經比大多數此劇的觀眾要掌握更多的核物理知識，卻仍然無法聲稱自己對他們的意圖有一星半點的了解。所以，以下的評論中，我也僅僅在談論“劇中的二人”和劇目本身。而對于這場談話中究竟發(fā)生了什么——2010年玻爾同海森堡未寄出的信件已經公布，卻恰似戲劇的延續(xù)。


《哥本哈根》首先是一個關于立場的故事。

戰(zhàn)爭是科技發(fā)展的催化劑，很大意義上是指在戰(zhàn)爭局勢下已有的理論知識被迅速轉化為技術產品。這個轉化的速度是如此之快，以至于不少新生物在公眾世界里獲得一個固定的意義與定位之前便匆匆問世。對于武器來說更是如此：它們天生便帶有“傷害他人”的原罪和“保家衛(wèi)國”的榮光。事實上帶有這種古怪的二元對立屬性的物體不只有武器，還有發(fā)明武器的科學家們：他們一邊屬于自己國家的公民，一邊又屬于一個公開、聯合的學術圈子中的成員。所以，在兩者的訴求對立時，應該保留哪一方面的立場？或者說，哪一方的利益應當被首先犧牲？所以“不少人認為這部戲在談論道德問題”，戰(zhàn)爭中的道德問題。

在以下兩種情況中，知識的封閉比流通更有可能發(fā)生：一是沒有公共承認規(guī)則的蠻荒叢林中，二是當該知識具有革命性、壓倒性優(yōu)勢的時候。世界大戰(zhàn)即滿足了條件一，而原子彈則滿足條件二。并且，相比于以往的任何時代和任何知識，以上兩點都可以算作登峰造極。故而由此造成的壁壘，不僅高而且邊緣鋒利，容不下任何墻頭草和中間派。理想的從屬者應當接受自己單一的立場并且在行為上服從之。然而這樣的角色在現實中很少存在，所以戲劇中單純的好人或壞人都會給人以輕飄飄的紙片感：或者說，正是這些立場及道德上沖突和選擇賦予角色以重量。

而知識的封閉并不會阻礙實際上技術進步的發(fā)生，無論是在劇中還是現實中：軸心國和合眾國陣營最后都踩在了核武器的門檻上。而障礙本身——即知識交流的不可能性——才是更為困難的部分。


《哥本哈根》其次是一個關于責任的故事。

事物的締造者往往懷有一種天然的責任感：我應賦予我的造物以意義，讓它在合適的地方發(fā)揮自己的用途。但事實上，一件造物自誕生之日起便不再屬于締造者自己，而是屬于能夠接觸到它的整個世界。從這個方面來說，科學家，尤其是那些熱衷于發(fā)明創(chuàng)造的家伙，常常要背負許多額外的道德責任。所以在《哥本哈根》里，呈現出一番非常有趣的景象——那些強有力的政治家們隱去了身影，而柔弱無力的科學家們挺身而出，試圖利用他們的話語權去營造乃至欺騙：“造原子彈所需的鈾量超出了人類的能力。”

《馬蘭花開》也是一個有關責任的故事，但是劇中的科學家們所面臨的矛盾僅僅是國家和個人家庭的沖突。根本原因在于時間點的分異：即核威懾建立前后。在核威懾建立前，沒有人能確定這頭兇猛的野獸是否還縛在自己手中；而核威懾建立后，重要的事情變成了牽起韁繩這件事本身。

而耶穌因為背負那沉重的十字架而成為耶穌。其他人無知無覺是因為有人已替他們做出了選擇。


《哥本哈根》還是一個有關交流的故事。

開放的交流是當今學術界最美好的品質之一，而秉承著開源共享精神的互聯網則被視為未來時代的標志。在和平的年代人們拼命降低交流的成本，而在混亂的年代一切則完完全全背道而馳。曾經情同父子的尼爾斯?玻爾和海森堡再次站在哥本哈根的花園里時，卻發(fā)現已無話可說——流血的時局，分離的骨肉，敗退的戰(zhàn)爭，詭異的政治，逝去的美好，以及各自科研的進展。當名為“客套”的煙氣散去后，冰冷而破敗的現實便橫亙出來：他們站在這里實際上并不僅僅代表著他們二人。如果說他們之前自由交流的日子是路燈下的所見的話，那么此時的對話就像是摸著黑在陰溝里尋找丟失的鑰匙——而對路燈下的細節(jié)越清楚，越無益于在陰溝的尋找。所以，在哥本哈根的重逢，首先便要求二人忘掉過去的經驗。

《哥本哈根》電影里，客廳相見的一段呈現得極佳：海森堡被玻爾夫婦二人驅趕似地局促不安地走到客廳另一端，玻爾低著頭，海森堡搓著手，唯有瑪格麗特神色泰然，然而卻站在鏡子里，書架旁，談話場外的暗處。而他們的微笑里只有彼此。雖然二人是站在華麗的客廳里談話，陽光從背后的窗戶里溫度地打進來，但一剎那沉默的寒意卻讓人仿佛置身于冰冷的宇宙中，而他們則是漂浮在無邊黑暗里的兩顆星球。而兩顆星球之間會發(fā)生什么呢，在這樣一個黑暗、殘酷的宇宙中？劉慈欣在《三體?黑暗森林》中借面壁人羅輯之口說出了答案：猜疑，無法斬斷的猜疑鏈。你無法判斷我對你是善意或惡意的；你無法判斷我認為你是善意或惡意的；你無法判斷我判斷你對我是善意或惡意的；你不能判斷我是善是惡——你不能判斷我是否會對你發(fā)起攻擊。所以，我應當開火：因為不是我開火，就是你開火。

劇中的瑪格麗特便是切斷過去的這把刀：在大多數時候她呈現的是一種女人的刻薄而非溫柔。每當玻爾和海森堡流露出一絲對“美好的舊時光”的幻想時，她便毫不留情地刺入。她讓二人逐漸接受陰溝里的事實。所以到了決定性的對話時，完成使命的瑪格麗特便不再在這個場景中出現。雖然這對話沒持續(xù)幾句便匆匆結束。


《哥本哈根》是一個有關（無法）理解的故事。

8月坐火車路過哥廷根時，我旁邊的位子上來了一位老爺爺。他從手提包中抽出一支鋼筆和一本厚厚的筆記本，翻到字跡與空白交接的那頁，沉思、書寫。彼時窗外是六點鐘的夕陽，我和同學在桌子上吃著晚餐聊著天。我瞟了一眼他的筆記本，上面全是數學公式，不少符號我甚至都不認識。

當時我的反應非常奇特：我感到有點新奇又有點害怕，于是便收斂起來，直到老爺爺下車才告訴同伴有關筆記本和數學公式的秘密?，F在回想起來，老爺爺在火車上推導公式的場景卻讓我感到一些堅持和孤獨，正如只身留在德國從事核研究的海森堡?；疖嚿系奈覀兒透绫竟牟?，實際上都無從理解他們的想法。

“Does one, as a physicist, have the moral right to work on the practical exploitation of atomic energy?”

海森堡和玻爾究竟談了什么，已無法完全還原。劇中的設定是海森堡帶著一個建立核威懾的訴求而來。問題在于他如何讓玻爾理解這一意圖。這個男孩以一種懇切的目光詢問導師有關道德的問題——然而玻爾轉身，大跨步地離去。沖突在道德，而悲劇之手是（無法）交流。

冷靜的德國人和不羈的北歐人，有力的年輕人和權威的長輩，一切差距都是理解的壁壘。況且這是一次離不開立場和責任的交流。當我們站在自己的立場上揣測出他人出于他們的立場會產生的想法，此時理解并沒有發(fā)生，因為這想法還未經他人確認。但當海森堡鼓起勇氣問出那個問題之后，友好的空氣便已經消失了。確認不會發(fā)出，理解也無法建立。而海森堡卻無法知道對方是否已經建立的單方面的理解——無論是故意或無意，他沒有造出核武器，原因是對臨界質量的錯誤估計。而猜疑鏈另一端的玻爾，卻已經開了火。

所以，當最后核的恐怖真正肆虐于世的時候，那些手，那些制造并播撒了恐怖的手，會齊齊戳向海森堡。


“I thought this meeting suggested a very good parallel between Heisenberg’s uncertainty principle and the psychological uncertainty that I think exists. The theoretical barrier in knowing why people do what they do and the particular difficulty of knowing why Heisenberg went to Copenhagen seemed to focus the difficulty in one particular incident. And what the play is about is whether we can really have any absolute knowledge of anyone’s intentions. ”

確定一個粒子位置和動量的方法是用另一個粒子與之碰撞并探測，而確定一個人思想的方法是用談話去推斷。在被外界探知之前，粒子和思想都是黑匣中的貓，有著漂移不定的狀態(tài)。Michael Frayn的《哥本哈根》也是一次思想實驗：人是否能對他人的意圖有哪怕一丁點的完全認知？劇中探討了許多種可能，卻從沒有給出一個肯定的答案。

這種探討科學正義性問題的主題在科幻故事中經常出現，對我來說并不新穎。

音響效果不太舒服，配樂也比較奇怪。

有良知的科學家是否應該參與傷人性命的武器的研發(fā)？
對家庭的責任、愛國心、作為人類的道義，這三者互相沖突時該如何選擇？
這個問題目前還不會有定論；
我認為只要是認真思考過后的決定都是值得尊重的。

11月21日國家大劇院小劇場看的，劇情像一層一層剝包裹一樣，而連結每一層的線索就算瑪格麗特不斷重復的問題“海森堡為什么到哥本哈根來？”每個人看的感受不一樣，我看到的主題是難以琢磨的人性和生命終極的意義。波爾和海森堡都不是純粹的人，有著罪人的罪性和人的良善的特質。波爾說“我那屈辱又美麗的祖國”時是那樣的深沉和凄涼。最后的時候，瑪格麗特將主題升到更高的層次，不再限于德國，或者美國、日本，而是地球。她說，當我們都死去，當我們的孩子死去，當孩子的孩子的孩子也死去了，地球還剩下什么呢？這就關乎終極的意義了。話劇的結尾是三人出到屋外，一束金色的光芒照耀大地，他們三人的疑問似乎都終結，一切都有了答案。最后的結局留給人很多想象吧，美好的盼望是什么呢？

這些問題在基督徒的心里總是縈繞了千百遍，沒有新鮮的答案，但是每一次的思考都更加感恩。如果一切都只是一廂情愿的美好愿望，那這些都是意念上的，只能逗逗樂。但如果盼望是真實的，那么一切都有了答案和意義。

當我走進深圳會堂已略顯陳舊的大廳，我已很久沒有這樣興奮過。無疑，《哥本哈根》是一部值得期待的經典，它沒有我們常有的焦慮，沒有我們習見的惡搞，也不像我們總是糾結在日常的困境之中。它優(yōu)美，規(guī)整，嚴肅，沉痛，從上個世紀走來，討論的卻是永恒。
　　
《哥》劇的主題很簡明：二戰(zhàn)期間，量子物理的兩大巨擘海森堡和玻爾曾有過一次短暫的會見，這次會見就在哥本哈根。在那短短的十分鐘的交談之后，世界像一本放在窗臺上的書，被狂風連著吹過了數十頁：美國研制出世界上第一顆原子彈；廣島長崎成為原子彈的犧牲品；二戰(zhàn)結束；海森堡面臨為虎作倀的指責；蘇聯研究出第一顆原子彈——全球進入了以核軍備為表現形式的冷戰(zhàn)時代。
　　
這條精彩的鏈式反應從十分鐘會談開始。那十分鐘里到底發(fā)生了什么？作為納粹德國的科學家，海森堡是敏感的，令人起疑的，可他也是玻爾的愛徒，測不準原理中顯微鏡的分辨率推導都是由玻爾代勞。他們的友誼和恩情無人能比，他們的猜忌和誤解也與日俱增。已經沒有人知道真相了，當事人都已經死去，也幾乎沒有只言片語存留，于是邁克?弗雷恩虛擬了一場死后的對話：純白的空間，純白的衣服，純白的家具，純白的寫字板……靈魂間的對話被純粹的布景具象化，玻爾夫婦和海森堡的鬼魂在無所遁逃的白色中向觀眾顯形。他們會見的場景被反復重現，每一個動作，每一句話，每一個細節(jié)被反復解讀——玻爾總是善意的，像典型的小國國民，掙扎在恐懼和自尊之間；海森堡無法撇清自己為納粹效勞的原罪，可又懷著驚人而大膽的設想和使命；瑪格麗特更像是作者自己的化身，饒舌，尖刻，不停地對談話進行預判和挑剔。在缺少觀測者的情況下，那次對談的波函數是耗散的，種種可能性層出不窮地涌現；而當一個觀測角度被選取，對談的真相就象握在手中的沙子一樣從指縫中流走。這正是令邁克?弗雷恩，以及無數觀眾感到興奮的東西：歷史事件和物理定律，在這場戲劇里形成了完美的對應和統一。
　　
不過，當我看完這場戲劇，“僭越”兩個字，不由自主地從我腦中浮現出來。這是戲劇對理論物理的僭越，也是物理學家對世界政治的僭越。首先，歷史事件和物理定律的對稱固然令人興奮，但卻難免牽強。與其將那次對談扯得“既量子物理又存在主義”，倒不如說只是個最普通的博弈論案例：無論是同盟國還是核心國，研發(fā)核武（即背叛對方）都將是自己的占優(yōu)抉擇。當然，如果雙方能協議放棄核武計劃，的確能達到群體的帕累托最優(yōu)……然而這可是戰(zhàn)爭時期！如果群體的帕累托最優(yōu)能夠加以考慮，還要打仗干什么？團體認同感正是許多非理性行為的根源，而民族國家又是團體認同感中最流行也最強烈的一種。所以玻爾才會委屈地嚷嚷“別把我們小國當擦鞋布”，海森堡也會捂著胸大喊“非正義國家也是我的祖國”，如果說物理學家們能因為單純可愛而逃脫“經濟理性人”假設的詛咒，還有一張民族國家的天羅地網在等著他們呢！就算海森堡的“光拿錢不干活”計劃能得到玻爾的認可，玻爾就有把握說服費米和奧本海默嗎？最后必然還是以一地雞毛收場，只是廣島和長崎可能換成了慕尼黑和萊比錫，那戲劇化的“十分鐘”也會變成很多個五十分鐘乃至三個半小時。邁克?弗雷恩，“你用一副想象的牌，把我們都蒙了！”
　　
戲劇家對歷史事件的物理學解讀固然靠不住，物理學家對世界政治的僭越倒也不是他拍腦袋想出來的。曼哈頓計劃的主持者奧本海默曾在聯合國大會上痛心疾首地懺悔：“我的雙手沾滿了鮮血！”可杜魯門聽說后卻氣得破口大罵：“是我下令投的，和他有什么關系！”讓我們再齊聲朗誦一下海森堡的臺詞，“在這個存活著20 億人口的世界上，我是一個背負著無法承載的重任的人?！边@是何等的浪漫主義，在這一刻，物理學家是世界的中心，雖然在這個白色空間之外，依然塵歸塵，土歸土，政治的歸政治，物理的歸物理，人類的歸人類。

2008-10